上海知县裴大中

2016-03-05 11:46:49      点击:

自上海开埠后,(道光二十五年即1845年)整个晚清时代,先后有过40多个上海知县,其中正任和署理大约各占一半。因为处在新旧、华洋等多重矛盾的漩涡中,这些老上海的“父母官”大多有点“讲头”,光绪十三年(1887年)至十六年(1890年)在任的裴大中,就是令人竖拇指的人物。


裴大中,字浩亭,原籍安徽霍丘,来上海前在无锡等地已做过好几任知县,颇有能员之名,还与金匮知县倪咸生合作监修过一部《无锡金匮县志》,做方志编纂研究的人都说好。其在上海做父母官时,也办了一些实事。拣重要的讲,老南市黄浦江边的外马路,历来公认为上海人自己建筑的第一条新式马路,即后来人们常说的“弹格路”,就是在他手里规划立项的(此前,老城厢的路都是石板泥土铺就、宽仅二三米的老式街道)。还有如今浦东巨野路上的浦东新区第二中心小学,前身就是他创办在杨家渡斗姥堂的义学。现在网上介绍该校历史,多称“创始于1889年,创办人裴大中先生”,殊不知“先生”乃是戴金顶、着乌靴、穿七品补服的“县太爷”。


此外,光绪十四年(1888年)租界当局宣布将小车月捐从四百三十五文提至一千文,2000多小车工人奋起反对,同情工人的裴知县多次与租界当局及英领事交涉,后经领事团出面调解,工部局和公董局承诺暂不加捐。往后,裴大中在南通知州任上因秉公办理教案、不甘屈从外人而挂冠,就此退出官场,亦可见他坚持民族立场并非偶然。


撇开这些“宏大叙事”不论,裴知县在上海最具个性化的传奇,大概数他术通青乌,爱好堪舆。外马路筑成以后,沪南市面“由衰而盛”,“车水马龙”,带动地价大涨,不知道是否他把相地技术应用于实事工程的效验?若是,那么像浦东二小这些地方准定是文运昌盛的风水宝地了。还有,最使故老津津乐道的是这位父母官还喜欢给老百姓看风水,张恂九所著上海稗史多有记述。据称当时新北门内时遭火灾,一年中必有数起,商民被祸,损失惨重。新到任的裴知县听说后,屡次亲往实地勘查,最后选中一地,教民在此挖一口“七星井”,围以铁栏,云可压火。老百姓照办,果然祝融氏鲜再光临了。还有小南门外,也是火患多发之地,居民甚至一夕数惊,夜不安寢。裴知县谕附近居民集资建造一座水神阁以作厌胜,再以余力置办救火器材以备不虞,并遴选该社区“立升”最大的姜衍泽药材号老板负责经办。理论上是“取坎水克制离火”。说来也奇怪,自打水神阁建成,小南门外即告烽烟平息。往后,除租界以外,凡城厢内外火灾多发之地,纷纷来请知县堪舆,由此生出不少令人发噱的故事(实则是裴知县利用城市居民迷信的特点挖水井搞消防)。


且说南码头地方有个苏北人潘其忠,佣工为生,每日用一个俗呼“香橼灶”的灶头举火造饭,屡屡失慎,幸有邻居人家帮同扑救,未致大祸。事后七嘴八舌,或云狐仙作怪,或云此屋建在丙丁方位,风水不利。说到风水,马上有人想起现任父母官深通地理的名声,于是推南码头地甲沈勋赴县衙门禀请大老爷看风水。这一请,正搔着裴知县痒处,即日坐一乘四人扛抬的蓝呢肩舆,直抵南码头。听说县太爷亲自给一个做小工的看风水,街坊们都跑来观摩。只见裴知县由沈勋导引至潘其忠住所门口,命长随递上罗盘,安放在矮凳上,四边相度,又将门户高低仔细测量,再步至周边巡行一圈,然后指示沈勋在某处盖一所坑厕,深六尺,阔七尺八寸,高一丈零四寸,四面以砖砌,上盖茅草,便可制火云云。沈勋、潘其忠等唯唯称是,抓紧落实(实则是裴知县利用城市居民迷信的特点建公厕)。


讲到裴知县谕造坑厕,张著稗史上还记有一桩题材相关的轶闻:当年上海有城墙时,凡附郭隙地,所居都是贫苦之人,居家多无溲溺之器,悉以城根为大小便处,久之秽水流溢护城河,臭气熏蒸于隔岸。隔岸就是法租界,居民虽华人多于西人,但已多接受西方式处理排泄物的方式,重视环境卫生,遂由公董局呈明法国驻沪领事,照会上海县署,希望整顿附郭地区环境卫生。其实在此之前,裴县令已经着手抓城厢环保,凡城内沟渠有淤浅者一概疏浚,街巷有污秽者一概扫除,惟独忽略了附郭门外地区。适逢法国领署送来牒文,借此机缘,裴知县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又从内城推向四隅,拨公款,雇夫役,分头平治,派员监督,一时持畚担土络绎于途,舆论咸称确有励精图治之象。不过租界虽然因此可免异味,附郭居民的出恭终不可免。左右向裴大中进言说,这些地区人烟稠密,若造一任人出恭的坑厕,所产肥料卖给农民,每日收入不下千文,既为民众解决出恭之难,又为政府增加账外收入,岂非一举两得。裴县官一想,俗语“金上海,银南汇”,真是名不虚传,连“米田共”也能名利兼收。遂规划以政府名义建造公坑厕6处,分布城之四隅。同时出告示,招人承包六大公共坑厕的经营管理。马上就有张桂记认包,愿意每月缴纳84元承包费。裴知县屈指一算,以720元的一次性投入,每年可收入1008元,利润之丰厚,任何生意不及,乃即日给示准张桂记承包。


公共坑厕刚刚开张,斜刺里杀出了“产权问题”。原来历来规矩,城根地皮都属城防部队势力范围。当时任上海守备的是安徽人陈永春,听说坑厕发包效益极好,忙打报告给巡道申诉,理由煌煌:坚壁清野之训,载在功令,城根不容许有建筑物。所有巡视内外,护守城垣,都为城守营专责,所以公坑厕的产权和租钱当归城守营独享,不许他人染指,请转令县官让渡云云。其实,护城河内搭盖瓦屋草棚者鳞次栉比,俱为社会底层之民借此栖居,城守营官则趁机收取陋规,哪有“坚壁清野”可言?但是陈守备原为李鸿章的戈什哈(警卫员),现任上海道台龚照瑗也是李鸿章提拔上来的安徽人,既属同乡,又是同门,不能不给面子。然而老裴也是安徽人,同有桑梓之谊。于是龚道台出头做和事佬调停。总算裴县长历代食俸,颇知文武协心拥军爱民的大义,只要城守承诺厕坑任人免费出恭,确保附郭环境卫生,县署同意产权让渡。于是签订协议,由陈永春偿还六大坑厕建造费720元,每月84元包银则改归城守营所有。


据说裴大中从南通辞官后,即隐居无锡惠山,潜心治学,迄宣统三年(1911年)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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