革命烈士裴邦焘遗像

位于普陀山北麓的裴邦焘墓(资料图片)

国民党左派人士裴邦焘的传奇故事,发生在20世纪初的桂林。

裴邦焘出生在清末民初桂林寿丰钱庄一个小商人家,因发奋读书,毕业于省立第二师范、广东高等师范英语部,又被聘为二师校长。他兼容了孔孟礼教与民主革命新思想,把二师办成了“教育救国”的革命摇篮；他忠实地执行孙中山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,被选为国民党“一大”代表。不料,竟被桂系军阀所杀害,年仅28岁。

走上“教育救国”路

裴邦焘祖籍江西吉安府卢陵县裴家村,父亲裴高铭十几岁时来桂林谋生,在寿丰钱庄当学徒,三年后出师,省吃俭用,渐成小商人。

1915年,裴邦焘在江西旅桂小学读书毕业,父亲要送他去商店当学徒,以便将来从商,他却要求继续求学。老师到家,极力相劝裴父,让他考进了有官费助学的广西省立第二师范。在二师(桂林王城、今广西师大本部)读书期间,裴邦焘学习刻苦,成绩优秀,尊敬师长,友爱同窗,被选为班长,兼宿舍舍长,初显其组织和领导能力。

二师毕业后,因家境贫寒,他准备去担任小学教师。他排行老大,下面有三个弟弟,都要读书,父亲的负担非常重。但因其英语学习特别拔尖,他的英语老师杜麓生主动来到裴家,向裴的父母力荐邦焘去广州深造,说服了裴家大人。

1918年夏,裴邦焘去广州考入广东高等师范英语部深造。适逢北大著名教授胡适等提倡白话文,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,思想敏锐的裴邦焘,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。不久,被选为广西学子留穗学会会长,主办《群言杂志》,积极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。

1922年夏,裴从广东高师毕业,回广西梧州办《民国日报》,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为了实现其“教育救国”理想,1923年春回到桂林。先应聘于全州中学,一年内,从教师到校长,同年又被聘回省立二师任校长。二师的一个学生,竟然又回到母校当校长,这在当时的桂林是相当轰动的新闻。

“戊戌变法”后,废科举,设学校,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广西开设师范学堂。民国元年春,省立二师正式成立,另有一师在梧州、三师在南宁。在裴当校长后,报经省政府批准,将原省立桂林模范小学改为二师附小,省立第一图书馆划归二师,并附设师范讲习所和幼稚园,二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完师。

裴邦焘踌躇满志,要用这所规模完备的师范学校,培养革命师资,培育革命青年。1923年夏,他曾率领二师及附小的骨干多人,赴南京参观考察,其中有帅础坚、朱尧元、箫恩霖等人。

二师的气象焕然一新。1926年秋,改学制,五年制缩成三年制,并开始招收女生。旧社会有个老规矩:“女孩出外读书,不如在家养猪”,此时,二师不但有女子读书,还冲破了男女分校的界限。

生气勃勃的县党部

1921年,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谈后,对国民革命誓师北伐的胜利已充满了信心。1923年,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积极帮助下,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,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“一大”会议,通过了“联俄、联共和扶助农工”三大革命政策。会后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(中共党员)委派国民党左派人士李任仁和裴邦焘等“一大”代表,回桂林组成国民党县党部。

1925年6月20日,桂林召开了党员大会,选出了裴邦焘、李任仁等七人为临时执行委员。9月7日正式成立的县党部设在今榕湖路旧日的武庙内。

年底,中共梧州市党组织派来共产党员李征凤回桂林创办《民国日报》和组建党支部。李与裴欢迎他参加了县党部工作。不久,李征凤逐步发展了秦志俊、钟廷普等一批中共党员。接着,国民党桂林县党部推选共产党人李征凤担任执行委员,兼任秘书、代理宣传部长。协助县党部工作的多是二师毕业生,有共产党人的赵世恪、谢铁民、李芬华、苏鸿基等。裴邦焘是国民党左派,担任着广西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、青年部长及桂林县党部常务委员和桂林教育会会长,他们与李征凤紧密配合,使县党部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核心。

为了推动大革命的群众运动,县党部掌握了舆论工具积极宣传,推波助澜,对反英帝、反日帝、打倒军阀、打倒土豪劣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如《民国日报》,李征凤任总编,苏鸿基任副总编,谢铁民任编辑；《教育日报》裴邦焘任总编；《学联三月刊》,由裴邦钰、王国炳主编等。

裴邦焘身兼数职,思想激进,以他国民党左派人士身份的号召力、影响力和他敢作敢为的人品,在国共合作的日子里,异常活跃。大革命时期,桂林民众的爱国运动搞得如火如荼,风起云涌,他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!

一腔热血播火种

1925年5月15日,上海日资纱厂发生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。28日,青岛北洋政府当局屠杀了8名工人。消息传出,激起了上海至全国的“五卅”反帝运动。6月23日,广州7万余工人、学生、市民举行声援“上海惨案”的示威游行。游行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时,猖狂的英兵竟开枪扫射,英、法、葡的炮舰也开炮轰击,当场打死我群众52人,致伤残170余人。

三个惨案的消息传到桂林,县党部负责人李任仁、裴邦焘、李征凤等及“新中国学社”负责人,立即联合各界爱国人士,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控诉并走上街头声援。县党部通过学联将各种爱国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,桂林学联通电全国,发表《告全国同胞书》,声援上海、广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。裴邦焘还专门从广州带回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宣传册子,指出:“军阀、官僚、买办之于帝国主义,犹车之双轮、鸟之双翼。”“有土皆豪,无绅无劣。”二师宣传队特别活跃,演话剧、桂剧,化装游行。逢纪念节日,在王城召开群众大会,由裴邦焘主持并讲话,会后常进行游行示威。

二师宣传队还深入到市郊四乡。当年的学生苏蔚三回忆:“我参加过二师学生会派往临桂六塘的下乡宣传队,各人自备草鞋,自背行李及演出道具,每到一处都搞化装宣传,也在旧庙宇的戏台上演简单话剧,来看戏的乡民人山人海。”每逢节日,都有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及三大政策的宣传。有一次化装游行,二师学生别出心裁,一个学生化装成苏俄人、一个是二师学生模样,他们手携手高呼:“二师赤化了!”二师学校门楼外的围墙一律刷成红色,连独秀峰山上的几座亭子也刷红了,以示赤化。

“4·12”反革命政变被捕

1927年春夏之交,北伐战争节节胜利,已掌握大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,原形显露,酝酿着要背叛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。

1927年3月28日、4月5日,蒋介石在旧上海道尹公署楼上召开反共会议。广西的李宗仁、黄绍、白崇禧都参加,一致决定反共清党。4月12日,在蒋介石指令下,上海、东南和两广地区开始了屠杀。仅三天就有300人被枪杀,近700人被捕,失踪者6000余人。

广西的李、黄、白不但参与了上海“清党”密会,还领旨行动,发电报指示在桂的黄旭初、吕竞存、黄剑呜、朱朝森等广西军政长官“权宜行事,不必遇事请示”,采用先斩后奏的断然措施,进行大屠杀。

黄旭初等人接到密电,4月中旬,正式组成以教育厅长黄同仇为首的“清党委员会”,成员有驻防军团长余志芳、宪兵团长梁晓楼、法专校长钟宝图等人,并秘密议决,首先以国民党县党部和省立二师为重点。

起初,李、黄、白议定:“凡在广西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及一切亲共分子,全部逮捕、严加审讯,凡愿自首并告密供出共产党情况者,可暂不枪决；但确有证据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以及所有亲共分子,拒不自首的,则一律枪决。”这是抗战爆发后,当年在白崇禧身边的刘裴告诉谢和赓的。(见《谢和赓回忆录》)。后来变成:“不管是不是共产党,凡是过去反对政府的,只要不是容县人,不经过审讯就杀害了。”(见《黄绍回忆录》)

黄绍在上海密电部署大搜捕后,他以党代表身份绕道去了安徽前线,看望第七军去了,直到5月下旬,他才回到广西。裴邦焘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君子。黄回到南宁后,裴义愤填膺去到国民党省党部,与黄大吵了一场,但黄只是笑笑。然而,这笑里深藏了杀机。

这时,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秘书秦纲,曾在裴回到桂林的当天连夜秘密来桂,翌日即去裴府探视其母,作了暗示。后又到县党部负责人的李任仁处密谈。5天后,秦要去上海,李写下一封密信,托他交给自己的学生白崇禧,望他为裴说说情,但如石沉大海。

当时风声甚紧,友人李唯一曾劝裴邦焘赶快离桂。但裴想到虽然形势险恶,他组织的这些工会需要领导,二师校务也不能擅离职守。还有一个原因是裴18岁结婚,夫人是贺广文刻字店贺云程的女儿贺佩兰,虽没有文化,但甚是恩爱,此时已有二女一子,正在这时,夫人生下了儿子裴卓凡,岂能为了本身的利害离开,故未外避。此时,李征凤、苏鸿基等中共党员已被捕了。

可是,裴邦焘的名声颇大,当局若派军警去逮捕,颇有顾虑,最后想出了一个阴招。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,天空阴云密布,与裴母有着内亲的宪兵团长梁晓楼,用名片邀请裴邦焘去驻防军团部“商议”,将坦然赴会的裴扣留。

裴邦焘校长被捕,果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人们奔走相告,惊愕、愤怒,尤其是省立二师的师生,都参与了营救。

以桂林县长暂时接任二师校长的李任仁,看白崇禧没有回应,即与教育主任李唯一商量再以校务委员会名义电呈省主席黄绍、教育厅长黄华表,呼吁给予释放。同时通电县学联、县总工会共同营救,但仍是石沉大海。

抓捕的行动是愈来愈扩大,不久,李任仁也上了黑名单。他连夜躲避,后辗转回到家乡会仙,再北上武汉。二师的帅础坚被通缉,被迫潜逃香港；陈此生被通缉,避难到广州；阳太阳等也被迫离开了桂林。

7月11日,二师附小主任朱芳辰率领10余个班的师生,列队到驻防军团部请愿,要求释放裴邦焘、李征凤、苏鸿基等被捕人员。不料,在当日当局又将赵世恪、廖骏逮捕了。接着进行第二次逮捕,扣留了赵世杰、李芬华、汤显达、汤景莹等地下党员。《民国日报》、《革命周刊》遭查封。

裴邦焘被捕后,与李征凤、苏鸿基三人关在驻防军团部。据裴邦佐回忆:“我曾去探望邦焘大哥几次,见他被关在八桂厅楼上一个房间内,三人坦然,毫无畏惧之情。被囚禁的半年里,敌人多次审讯他,但他态度非常坚决,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‘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’的三大政策是正确的,大骂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。他还非常注意争取和教育青年,在监狱里,他抓住时机给一个勤务兵讲三民主义,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、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。这个勤务兵被他的行动和言论所感动,主动帮助裴邦焘传递物品。”

慷慨赴刑场

1927年9月1日,是广西反动当局开始屠杀革命志士的血腥日子。这天,首次在南宁屠杀雷沛涛等13人。10月9日又屠杀邓匡等14人。10月14日,是裴邦焘等桂林9烈士殉难的日子。这天正是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诞,星期五,天空布满阴霾,寒风飕飕。

黄同仇下了屠杀令。下午2时左右,新任命的驻军首长兼县长的覃明河作为执行官,先后分两批将9烈士押赴丽泽门外的旧刑场行刑。首批是关押在县政府监狱的赵世恪、赵世杰、廖骏、李芬华、谢铁民、汤显达6人。赵世恪走在前面,他们视死如归,沿途高呼革命口号、高唱《国际歌》告别桂林乡亲,最后被押到骝马山前的旧刑场英勇就义。第二批是关押在驻防军团部八桂厅的裴邦焘、李征凤、苏鸿基三志士。

听到这一凶讯后,裴母箫竹姑万分悲愤,哭哭啼啼地坐在门口等候,要见上儿子一面,亲自为他送行。此时,裴府已从太和里迁居到下十字街(今中山中路桂林书城一带)。当裴邦焘等三志士被押过门口时,见到母亲这样的悲痛大哭,便昂头挺胸安慰母亲说:“妈,不要哭!”就被士兵急着推走了。这时,裴母追了上去,愤愤地说:“儿呀,你要报仇!记住是梁晓楼害了你的呀,你变成了鬼也要找他去报仇!”说完就晕倒了。路人没有不为之悲愤和同情的。这是裴邦佐老人忆述的。

当年三位志士率领桂林民众轰轰烈烈闹革命,如今走上刑场也是轰轰烈烈告别民众的。他们面不改色,沿途不断地高呼:“打倒军阀,打倒反动派,中华民族万岁,共产党万岁!”当他们被押到丽泽门外的“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”纪念碑前时,同时高喊:“我们不走了,你们要杀就杀吧,革命者是杀不完的!”这里曾经是1921年来桂誓师北伐的孙中山祭奠过的地方,想必是三志士事先商议过的。覃明河奈何不了,只得止步。

临刑时,敌人要强压他们跪下,但三志士挺立不跪,神态凛然,痛斥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罪恶行径,最后在口号声中饮弹就义。

烈士们以年轻的生命,创造了在首次国共合作中推动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业绩,可歌可泣,永载史册。

裴邦焘牺牲后,当晚由家人抬至开元寺入殓,暂厝于寺内。1940年,家人将灵柩安葬在南郊瓦窑。

解放初,裴邦焘荣获革命烈士称号。其墓于1954年迁至普陀山北麓,1984年公布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（来源 桂林晚报   2009年11月15日  07版）